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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案_1

孙杨案

孙杨案
孙杨案

另外两个仲裁员会不会被换掉?

关于孙杨案重审,已经确知的消息是:CAS三人仲裁庭的主席弗兰克-弗拉蒂尼将被替换掉。他曾经公开发表过对华种族歧视的言论,涉嫌对孙杨存在偏见。

另外两个仲裁员分别是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方选择的罗曼诺-苏比奥托,以及孙杨方选择的菲利普-桑德斯。美联社披露,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明确表示将由CAS来决定苏比奥托是否有资格在孙杨的重审中继续担任仲裁员。

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由于第一次诉讼已经被撤销,瑞士联邦法官没有权利要求一名仲裁员进行回避。

原则上,苏比奥托和菲利普-桑德斯都有权在重审中继续担任仲裁员。这也有利于加速重审的流程。不过,美联社的报道中也指出,孙杨的律师很可能反对他们继续担任仲裁员。因为在第一次裁决过程中,仲裁小组以3比0的结果一致通过了对孙杨禁赛8年的处罚。

在第一次庭审之前,孙杨一方就曾挑战过WADA方所选择的仲裁员。WADA的首选仲裁员贝洛夫在受到了两次挑战之后,主动退出,理由是为了帮助听证会快速进行。苏比奥托继而被WADA选中,成为贝洛夫的替代者。他同样受到了孙杨一方的挑战,不过仍如期出席了第一次庭审。WADA方的律师理查德-杨同样受到过孙杨一方的挑战。

一直力挺孙杨的《悉尼先驱早报》专栏作家、FINA法律委员会成员Darren Kane认为,苏比奥托和桑德斯再次被允许担任重审仲裁员,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两位仲裁员在其裁决中“确实过多地(或者不恰当地)强调了孙杨的「强势性格」以及所谓的优越感”。

“一个更公平的程序需要三个全新的仲裁员。澳大利亚的程序公平原则不允许之前仲裁庭的三位仲裁员中两位组成新的仲裁庭,即「一个人的偏见影响所有人」。但是,重审当然不受澳大利亚法律的约束。”Darren Kane如此指出。

有没有可能选择中国籍仲裁员?

在CAS庭审中,并没有国籍回避原则,理论上中国籍仲裁员可以出现在孙杨的重审中。目前,在CAS注册的中国籍仲裁员大约十位左右,曾经代理佟文在CAS打赢过官司的白显月律师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认为中国籍仲裁员出现在孙杨案重审过程中的概率并不大。

“WADA要求的专业性比较强。客观来说,深度参与WADA工作,或者了解WADA程序的中国籍仲裁员是没有的。这十个仲裁员大都是在国内的法律体系中培养成长起来的。对英美法中的一些争议,或者很敏感的东西,理解可能没那么深刻、到位。WADA选择我们担任仲裁员的可能性比较小。而担任首裁(仲裁小组主席)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白显月介绍说。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由孙杨方指定一名中国籍仲裁员。不过,白显月律师认为,孙杨一方贸然选择中国籍仲裁员有可能弄巧成拙。

“中国籍的仲裁员不能说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但是资历方面,以及参与的案件与欧美仲裁员还是差很多,话语的分量与欧美仲裁员也有一定距离。再加上沟通方面的问题,英语毕竟不是母语,表达能力还是会受到影响。此外如何规避与运动员没有任何利益很难说得清楚。”白显月说。

运动员如果选择中国籍仲裁员,本身也可能受到WADA的挑战。“假如运动员与中国籍仲裁员有过私下接触,根据事先披露原则,将可能受到对方挑战;如果事后被发现,对运动员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白显月说。

重审流程会被简化吗?

该案件将于2021年2月20日发回CAS。第一次庭审从WADA发起诉讼,到CAS正式做出对孙杨禁赛8年的处罚,一共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如今案件发回CAS重审,将走相同的流程,由三方确定仲裁庭成员,继而进行庭审,最终再次做出裁决。

如果严格遵循第一次庭审的流程,孙杨将有资格参加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客观上来说,拖延本身对运动员来说是有利。但这可能会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白显月指出,重审过程有可能会被缩短,“在这方面,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还是很大的。因为有了第一次庭审做基础,仲裁庭可以征求双方当事人的意见,询问是否可以简化流程,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同意了,过程就简单了。”

不过,孙杨方大概率不会同意简化流程。如果孙杨出现在东京奥运会赛场,无论是WADA,还是CAS都将被置于尴尬的境地。光州世锦赛,霍顿、斯科特等人在颁奖仪式时的公然挑衅,成了全球性的话题。

案件不排除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尘埃落定。美联社的报道中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重审面临着紧张的日程和复杂的环境,需要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做出决定。不过,这一结论并没有任何权威机构的表态作为佐证。

而且,即便重审过后仍维持禁赛的处罚,理论上孙杨方可继续上诉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理论上,(案件)可以无限制被撤销。但现实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公共政策的理由被撤销,非常有限。这也就解释了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案件的比例很低(大约1/400)。这个比例未来还有可能下降。”白显月解释了孙杨案无法无限上诉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的原因。

重审的关键点应该是什么?

关于重审,Darren Kane在专栏中指出了此案的核心:

“这个案子与疯狂的强硬政策无关。这与孙杨是否是一个「兴奋剂骗子」也没有任何关系。在世界体坛,孙杨是一个令人讨厌、有争议的人物,但他必须被赋予和其他运动员一样的权利——就像他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一样。

“从根本上来说,孙杨的案件核心点是:对血液和尿样进行药检的规则是否足够透明;WADA能否证明,在孙杨的案件中,有关规定得到了明确和清晰的遵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反兴奋剂斗争是艰苦的,需要严格的规则。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可能影响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规定必须是可预测的。它们(这些规定)必须来自正式授权的机构,它们必须以符合宪法的适当方式被执行。它们不应是模糊过程的产物。

“运动员、官员们不应该陷入相互孙杨案_1制约甚至相互矛盾的规则泥淖。这些规则应该由一小群圈内人士的多年实践而来,并被理解。

“整个兴奋剂规则制度是建立在「严格责任」的前提之上。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证明运动员做了什么,或者打算做什么。同样,完全有必要要求一名对运动员提起指控的人员严格遵守涉及同一事实情况的所有规则和条例。

“WADA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以及在检测、调查等问题上适用的国际标准长达1000页左右。这是一份极其复杂的合同文件。无论该合同条款多么复杂,要求其实很简单:合同条款必须公平、克制、普遍适用。”

如果重审发生在东京奥运会之后,孙杨的奥运成绩会被取消吗?

如果孙杨案再审无法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完成,以他的竞技实力,大概率将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一旦他在东京奥运会后的再审中仍然维持禁赛的处罚,孙杨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成绩是否会被取消呢?

白显月律师给出了他的预测:“我的理解应该是取消的。”他指出,如果仍旧维持禁赛的话,事实基础是发生在2018年9月4日的拒检事件,“禁赛的起始点要追溯到那个时间去,后来司法程序延长了,并没有把事实抹掉。”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孙杨第一次庭审被CAS禁赛的起始点是2020年2月28日,而非2018年9月4日。孙杨在这期间取得的成绩得以保留。

白显月指出,CAS仲裁庭的自由裁量权发挥了作用,“这里面平衡了双方当事人的抗辩。这一次CAS裁决被推翻,与事实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仅是公共政策的问题。事实方面,如果没有新的、值得考量的东西,仍然允许运动员参赛(获得成绩),多少有些牵强。”

因为自由裁量权的存在,CAS如果维持禁赛,也不排除从再审裁决之日算起。不过,这会鼓励运动员一方想尽办法拖延,对案件的再审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也会起到不好的示范效应。

如果孙杨仍被禁赛,禁赛期会缩短吗?

《游泳世界杂志》在关于孙杨案被瑞士联邦法庭撤销的报道中提到,“孙杨律师团队在上个月(应为2020年11月)上诉申请缩短禁赛期。”

这篇报道没有明确向哪个机构提请了缩短禁赛的申请,不过特意强调是缩短禁赛,而非取消禁赛。根据常识理解,这应该是向CAS提出了缩短禁赛的请求。

根据《体坛周报》的报道,WADA将会在2021年1月1月实行新版守则,其中“违反2.5条例(干扰或试图干扰兴奋剂检测)的运动员有可能申请将禁赛期缩短至四年以下,此情况同样适用于第二次违反反兴奋剂条例的运动员。”

根据这一条规则,如果孙杨在重审中仍然败诉,禁赛期极有可能缩短为四年,也不排除禁赛期可能会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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