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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的死尸图

珠穆朗玛峰的死尸图
珠穆朗玛峰的死尸图

在距珠穆朗玛峰东南山脊四号营地向上一个小时的位置,夏尔巴人Panuru和我路过了第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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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死去的登山者侧身躺着仿佛是在雪地里打盹儿,鹅绒从他防寒裤的破洞里被吹得到处都是。十分钟后,我们脚边出现了另一具尸体,她的身上盖着一面加拿大国旗,一个废弃的氧气瓶将翻飞的旗帜压住。

当我们吃力且小心翼翼的将对接的绳索固定在陡坡上之后,Panuru和我已经被我们头上和脚下的陌生人给夹在了中间。头一天,在三号营地时,我们这个团队还只是一小群登山者里的一部分。但今早我们一醒来,却吃惊的发现已经有无数的登山者经过了我们的帐篷。

此刻,在26,000英尺的地方一个接一个的,我们被迫同其他人保持完全一样的移动速度,不管个人体力与攀爬技能是如何的不同。在午夜前黑暗的漩涡中,我凝视着从登山者头灯映射出来的光芒,它们排成一列缓慢的升入黑色的天际。在我头顶之上有一百多个行动迟缓的登山者。在一片岩石区,至少有20个人利用仅有的一个凿进冰层里严重弯曲的雪桩上破损的绳索来固定自己。如果雪桩一旦脱落,绳索会立刻被二十几个坠落登山者的体重拉扯的断裂开来,而他们全部都将滚落下去面对这座山川带给他们的死亡。

Panuru,我们团队的夏尔巴向导,和我一起脱离了这条登山线路,我们改变方向去到一片稀冰区,开始单独行动 — 对于老练的登山者来说这是一个更为安全的选择。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们突然遇到了另一具尸体,静坐在雪地里凝固的犹如一块石头。

数小时之后,就在我们即将抵达“希拉里台阶”之际 — 它是一片40英尺高的岩壁,也是登顶的最后障碍,我们又经过了另一具尸体。他胡子拉碴的脸上呈现出一片死灰色,他的嘴巴大张犹如呻吟一般。

后来我才得以知道这四个登山者的国籍和姓名:中国籍男性哈文艺,55岁;尼泊尔裔的加拿大女性施利亚·沙,33岁;韩国籍男性宋万斌,44岁;以及德国籍男性埃贝哈德·沙夫,61岁。所有的这四人都是前几天才遇难的–就在2012年5月18日到20日之间,此外还有两人在珠峰的另一侧失踪。由于将遗体运送下山非常危险及困难,大多数遇难者的遗体仍会留在他们的失事地点,尽管有些会被冰块及大风移走,会被大雪掩埋,或是被拖到雪道的另一边。有些则是被其他登山者推进冰层的裂隙里,这是一种变相的山葬方法。

2012年的4月和5月成为了在珠峰上第三致命的季节。当我的钉鞋越过这些冰冷的尸体时,我想到了他们的家人与朋友在接到他们的死讯时必定感到悲痛欲绝。我也一样,有太多的朋友都命丧于此。

一座被围攻的山脉

这四个人的确切死因我们还并不清楚。然而,在珠峰最近发生的死亡案例中许多都要归因于一种危险的经验不足。由于没有充分的高海拔训练,很多登山者都不能对他们自己的体力进行正确的判断,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折返和停止攀登。“来这里的人中只有一半人具备攀登这座山峰的经验。”Panuru告诉我道。

这与50年前是何等的不同,1963年5月1日,吉姆·惠特克在向导夏尔巴人那旺贡布的陪同下,成为了第一个由珠峰东南脊到达世界之巅的美国人。

在此次攀登三周之后,美国人汤姆·霍恩贝和威利·安索尔德奋力攀登了一条全新的路线,珠峰西脊。就在同一天,巴里·毕肖普和鲁特·杰斯特德成为了美国第二支从珠峰东南脊往上攀登的队伍。两个队伍在登顶前汇合了,但当时天色已晚,他们被迫露营在海拔28,000英尺的地方 — 这是一次冒险,也是之前从未尝试过的最后的选择。他们没有帐篷、睡袋、火炉、氧气、水以及食物,他们从未想到自己还能活下去。

令人惊异的是,这四个人全都活了下来 — 尽管他们中的安索尔德和毕肖普失去了19个脚趾。1963年的美国探险队成为了英雄般的成功故事。

我们《国家地理》杂志的支援小组当时也在珠峰上记录下了那次探险的纪念时刻。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座山脉已经变为了一个与攀登有关的一切错误事情的标志。与1963年不同的是,当时只有6个人登顶成功,而在2012年的春天,则超过了500人围攻了山顶。当我5月25日抵达山顶之时,上面已经人满为患,我甚至无法找个立脚之处。与此同时,在底下的“希拉里台阶”的位置,那里一次只能允许一个人向上或是向下攀爬,由于队伍太长,许多登山者在那儿等待的时间超过了2个小时 — 他们颤抖着,变得越来越虚弱,即使天气条件非常适合继续攀登。如果这些成群结队的登山者遇上风暴,就像在1996年致命季节的那些登山者一样,那么死亡人数将会非常惊人。

珠峰一直是座奖杯,但是现在将近有4000人都登上了它的顶峰,许多人还不止一次登顶成功,这一壮举已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么意义非凡。今天,登上珠峰的登山者中大约90%都是组团登山,也就是由一名领队带着一群顾客上山,这里面的许多人甚至不具备基本的攀登技能。

他们为这座山脉花掉了3万到12万美元不等,这些组团登山的人中有太多人都天真的以为能够登顶成功。这操作起来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但又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之下。攀登珠峰的那两条标准线路,东北脊和东南脊已不仅仅有人满为患的危险,而且还有令人作呕的污染,渗出垃圾的冰川和人类排泄的大便污染着高处的营地。然后还有尸体。

显然这座世界最高峰已经被破坏。但如果你向那些对它知之甚深的人去了解的话,他们会告诉你它再也无法复原了。

左右为难的向导

罗素·布赖斯,60岁,经营着喜马拉雅体验公司,这是一家珠峰上规模最大也是最有经验的提供向导服务的公司。Himex登山公司,众所周知,曾领导了17次珠峰探险活动,而布赖斯则是以经营严格而闻名。尽管布赖斯的队伍规模相对较大 — 30个顾客就要配备30名夏尔巴向导 — 他们在山上只留下了小规模的足迹,而且会清理掉他们所有的排泄物和垃圾,但大多数队伍却并不会遵守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所有的经营者之间相互能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就能控制登山者的人数”,布赖斯坚称。“所有的问题都在于要进行良好的沟通。”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事实上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第一是天气预报技术的发展。曾经有一次就是因为缺乏精确的气象信息,他们的队伍成员在万事俱备,准备尝试登顶的行动中,主要成员动摇了。而现在,在超精度卫星预测的帮助下,所有的队伍都能准确的知道何时能够出现极好的天气条件,而且他们也常常在同一天登上顶峰。

此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低成本运作的户外运动商不具备固定的员工,专业知识,或是适合的装备,当意外发生时无法来保证他们顾客的安全。这类廉价的经营者们常常雇佣数量很少的夏尔巴向导,而且有时会雇那些缺乏经验的向导。“在这过去的一年中所有在珠峰上死亡的客户都跟低成本运营,经验欠缺的经营者脱不了干系。”威利·贝内加斯如此说道,他44岁,是一名阿根廷裔的美国人,从事高空向导的职业,并且和他的兄弟达米安合伙经营着贝内加斯兄弟探险公司,他们已经组织了11次去珠峰的旅行项目。这对兄弟称,尼泊尔的户外运动商们必须要达到国际标准水平,而且监管珠峰攀登项目的尼泊尔文化部门、旅游部门以及民用航空部门,应该要给夏尔巴人提供更好的接受培训的机会。

治理珠峰的措施

为了防止山上的拥挤现象,有人提议要对每个季节登山证的总数进行限量发放,并且要规定每个团队的规模不得超过10名顾客。其他人对此则表示怀疑。“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新西兰人盖·科特如是说,50岁的他是一家名为冒险顾问公司的所有人,这家公司已经组织了19次攀登珠峰的探险活动。“珠峰对于尼泊尔来说是笔大买卖,他们绝不会将这笔收入拒之门外的。”

另一种能让这座山脉更为安全的方法就是从技术层面着手,现年50岁的康拉德·安加说道,他曾带队过我们2012年的那次探险活动。这座山脉已经被高科技技术所覆盖,在营地里每个人都可以接打手机或是上网,但在去年夏天同尼泊尔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安加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发放带有身份信息的登山证。

“珠峰身份识别卡将会被植入能够拯救登山者或是夏尔巴人生命的重要信息”安加解释说。它能保存登山者的照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会自带一组QR码 — 也就是二维码的一种。“只要用智能手机一扫描,QR码将会迅速将诸如年龄、经历、健康史、过敏史、紧急联系电话等一切信息都显示出来。”安加说,当他试着向官员们解释这个身份识别卡的好处时,他们则一脸茫然的看着他。

尽管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了这座山上,但珠峰依然是一枝独秀。我将永远也无法忘怀在我们停留的第三营地看到的那些壮观景色,云海从西侧的山谷翻涌而上,就像是慢动作播放的反向雪崩。或是在第四营地那一杯暖人肺腑的滚烫热汤。还有越过营地上方犹如水晶迷宫一般的昆布冰瀑时我的冰爪发出的嘎吱声响。我将永远珍藏和朋友们一起登山的美好记忆。

这些美妙时刻就是登山者们不断回到珠峰的原因。这并不是简单的登顶,而是对这座山脉表示我们的敬意,并去享受这段旅程。现在是该轮到我们对这座世界之巅恢复理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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